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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事评论: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


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,让人们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产生质疑。那种认为悲剧与企业文化无关的辩解,已经成为一种不好意思重复的谎言。如今富士康忙着查补阙漏,政府、学界和相关企业也介入调查。假如富士康及全社会不对这种管理模式有足够多的反思,做得再多也对那些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打工者没有帮助。

单就企业管理来说,资本可以是民主的,也可以是专制的。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而趋,只要挣钱容易,哪种模式它都有可能去选择。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多种多样,既有平等亲和式的,也有等级森严式的。你完全可以说,就其本质来说,资本是冷血而专制的。在前现代的资本丛林社会,确如马克思所说,“资本来到世间,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。”

现代社会的幸运在于,资本只是社会权力的一种。无论它怎样专制,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。更重要的是,它将受到别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。尽管资本的权力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影响,但是政治权力大过资本的权力,是一种文明的共识。比如,一个资本家可以用金钱去影响政客,但是他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必须投谁的票。此外,工作之外的思想自由、时间处置和个人隐私,都是员工的政治权利,资本不能去干预,甚至不能去收买。这就是《劳动法》要限制加班时间的原因。

人们说,只有在中国大陆,富士康才能做成“世界代工之王”。这并不是指员工人数,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。作为一个纳税大户,它早已经超越了资本的权力,而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。国家有劳动法,但是富士康仍然可以设计以加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管理制度;深圳有警察,但是要进入富士康工厂处理治安问题并不容易,工厂的保安基本上可以代劳;员工跳楼之后,心理专家会说自杀率还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水平,政府官员则首先责怪媒体报道。

但是,如果有人因此说富士康没有过错,都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富士康及同类企业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而且是权力运作的参与者,压制工人权利的合谋者和操作者。它从这个社会权力运作中,占了极大的便宜。有些制度并非因它而起,比如造成城乡二元分割从而产生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户籍制度,但是它从中渔利。正因如此,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才可以造成对工人精神世界的压制,让他们动辄走入死胡同。

如今富士康积极行动,又是做法事,又是从清华大学请心理专家,还要挂起150万张防跳网。这些举措都有一定作用,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,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。除了该做什么之外,最重要的是,富士康应该思考不该做什么——交出超出资本权力之外的权力,解除对员工的精神控制。平心而论,这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。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的控制欲,而社会应该用更大的权力来限制它。但是,政府在资本面前的“亲商”姿态是公开的,一时难以改变。资本自身又是这种权力扭曲的合谋者和得利者,主动把社会的还给社会也是一种道义,而且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所在。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,员工的精神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危机。

抽象地说,宜疏不宜堵是谁都能明白的道理。但是,放到具体问题中,富士康则很难跳出现状。员工的心理病因,主要来自企业的极端家长制控制。但是,家长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,同样采取的是控制一切的办法,包括自以为对员工有利的举措。此时此刻,无为而无不为,让员工还原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,也许是对富士康最好的忠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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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国安理会2日通过主席声明,认为本·拉丹被击毙是全球反恐斗争中取得的“决定性进展”,并敦促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在反恐斗争中保持警惕,加强努力。这表明,本·拉丹作为恐怖主义的一个符号已经消失,但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仍然任重道远。

  击毙本·拉丹,是对极端恐怖组织“基地”的“斩首”行动。多年来,尽管本·拉丹真身难现,但作为恐怖组织和恐怖主义的一个“象征”,他发挥着实际的“精神”影响力。伴随着本·拉丹的死亡,这个符号消失了,是对“基地”成员的一个心理打击。

  本·拉丹之死在全球引起广泛反响,它也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事件,具有标志性的积极意义。作为“基地”首脑,本·拉丹策划、组织、煽动了一系列恐怖主义活动,在世界各地制造血腥恐怖事件,其中包括针对美国的“9·11”恐怖袭击,以及在肯尼亚、伊拉克、也门等地制造的大规模恐怖袭击。

  另外,“基地”组织有很多分支机构,它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和联络,从中亚、南亚、东南亚、中东、非洲甚至欧洲招揽成员。“基地”组织及其散布的恐怖主义思潮,给世界带来损害,造成众多无辜平民丧生和财产损失,威胁了不少国家的人员安全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。本·拉丹被击毙,可能对全球恐怖组织形成一定震慑。
  一个“符号”被消除,远非为国际反恐划上句号。本·拉丹被击毙后,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新西兰等国纷纷发布安全警告,加强反恐警戒。国际刑警组织提醒在本·拉丹被击毙后防范报复性恐怖袭击,强化反恐安全措施。从长远看,“基地”头目死了,不意味着“基地”组织及其相关恐怖势力的消失,反恐依旧是长期任务。
  而从反恐的方式看,“9·11”袭击后近10年来的反恐历程表明,仅仅依靠军事力量、执法措施和情报工作是无法战胜恐怖主义的,只有通过实施可持续的综合战略,积极加强国际合作,共同打击恐怖主义,才能遏制恐怖主义的传播,挫败恐怖主义威胁。
 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公敌,反恐还须标本兼治,努力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。这是本·拉丹这个“符号”消失后,国际社会反恐面对的长久而根本的课题。




时事评论:富士康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做什么


接二连三的自杀悲剧,让人们对富士康的管理模式产生质疑。那种认为悲剧与企业文化无关的辩解,已经成为一种不好意思重复的谎言。如今富士康忙着查补阙漏,政府、学界和相关企业也介入调查。假如富士康及全社会不对这种管理模式有足够多的反思,做得再多也对那些濒临精神崩溃边缘的打工者没有帮助。

单就企业管理来说,资本可以是民主的,也可以是专制的。资本的特性就是逐利而趋,只要挣钱容易,哪种模式它都有可能去选择。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多种多样,既有平等亲和式的,也有等级森严式的。你完全可以说,就其本质来说,资本是冷血而专制的。在前现代的资本丛林社会,确如马克思所说,“资本来到世间,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。”

现代社会的幸运在于,资本只是社会权力的一种。无论它怎样专制,它也不是生活的全部。更重要的是,它将受到别的权力的监督和制约。尽管资本的权力对政治权力有很大的影响,但是政治权力大过资本的权力,是一种文明的共识。比如,一个资本家可以用金钱去影响政客,但是他不能要求自己的员工必须投谁的票。此外,工作之外的思想自由、时间处置和个人隐私,都是员工的政治权利,资本不能去干预,甚至不能去收买。这就是《劳动法》要限制加班时间的原因。

人们说,只有在中国大陆,富士康才能做成“世界代工之王”。这并不是指员工人数,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环境。作为一个纳税大户,它早已经超越了资本的权力,而拥有很大的政治权力。国家有劳动法,但是富士康仍然可以设计以加班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管理制度;深圳有警察,但是要进入富士康工厂处理治安问题并不容易,工厂的保安基本上可以代劳;员工跳楼之后,心理专家会说自杀率还没有达到社会平均水平,政府官员则首先责怪媒体报道。

但是,如果有人因此说富士康没有过错,都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富士康及同类企业是这个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而且是权力运作的参与者,压制工人权利的合谋者和操作者。它从这个社会权力运作中,占了极大的便宜。有些制度并非因它而起,比如造成城乡二元分割从而产生大批廉价劳动力的户籍制度,但是它从中渔利。正因如此,富士康的管理制度才可以造成对工人精神世界的压制,让他们动辄走入死胡同。

如今富士康积极行动,又是做法事,又是从清华大学请心理专家,还要挂起150万张防跳网。这些举措都有一定作用,但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,甚至可能有负面效果。除了该做什么之外,最重要的是,富士康应该思考不该做什么——交出超出资本权力之外的权力,解除对员工的精神控制。平心而论,这本来是应该由政府来做的事。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它的控制欲,而社会应该用更大的权力来限制它。但是,政府在资本面前的“亲商”姿态是公开的,一时难以改变。资本自身又是这种权力扭曲的合谋者和得利者,主动把社会的还给社会也是一种道义,而且是解决眼下困境的关键所在。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,员工的精神世界可能会有更多的危机。

抽象地说,宜疏不宜堵是谁都能明白的道理。但是,放到具体问题中,富士康则很难跳出现状。员工的心理病因,主要来自企业的极端家长制控制。但是,家长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,同样采取的是控制一切的办法,包括自以为对员工有利的举措。此时此刻,无为而无不为,让员工还原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,也许是对富士康最好的忠告。

一篇时事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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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月谈上一篇精彩时评,多记词句很有用哦!    民 生 的 诘 问     中国的经济形势再一次引发了世人的震惊:在宏观调控和发展转型的双重制约中,增长速度、外贸顺差、财政收入,依然创下了新高。    欣喜之余,我们也禁不住涌出深深的忧虑:时下的经济增长距离科学发展的指标为什么还是渐行渐远?    不少专家乐观解说:从理论看,潜在的增长能量还未完全释放出来;从大势看,工业化、城市化的推动力量正十分强劲;从市场看,高增长下依然还是较低的通胀指数。可是,如果转换一下视角,从民生的尺度去重新审视、去深入思考,我们取得了怎样的进步?我们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?    普通百姓还是从“高增长、低通胀”的光环之外,感受到了低就业、低收益、低福利的阴影。   当前强劲拉动经济增长的,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,是举国房地产业的火热。它们大量增加了GDP的数字,后续吸收就业能力却明显偏弱。政府种种政策扶持的优惠,往往更多地倾斜于国有垄断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。而这些企业,或由于全面实施“减员增效”的改制,或由于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升级,于改善就业状况也有限。按国际通例,社会总就业的65%~80%是由微型和中小企业吸纳的。而当下垄断企业的挤压,政府部门的限制,正大大压缩着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。据相关资料,1994年至2004年,全国就有770万家个体户消失。领跑中国的长三角的苏州经济,被人质疑为“只长骨头不长肉”,说的是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不对称。类似的岂独苏州?城市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年下降,农民工工资状况十多年没有明显改善,早已是不争的事实。社会热议的“上不起学、看不起病、住不起房”,亦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公共问题,成为百姓背负的三座大山。